《父亲》的核心不是寻找一个能把悲剧解释干净的答案，而是面对无法撤销的后果。米哈尔在日常忙碌中发生致命疏忽，失去了女儿。原本熟悉的家庭生活由此崩塌，愧疚、婚姻的震荡与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，把他推入难以承受的处境。 我更在意影片如何同时保留两件事：一个父亲对孩子的爱，以及他必须面对的责任。承认前者，不该抹去孩子遭遇的伤害；追问后者，也不必把人物压缩成一个可以轻易辱骂的标签。这种并置并不舒服，却比急着站队更接近问题本身。妻子的痛苦同样不能仅仅作为衡量丈夫能否被原谅的尺度，她也是失去孩子的家长。 特蕾莎·恩沃托娃执导的这部斯洛伐克电影，将讨论放在悲剧之后仍在继续的时间里。对我来说，宽恕不是观众能够替当事人宣布的结论，理解原因也不等于宣布责任消失。它更适合引出谨慎的倾听：当共同生活的基础遭到重创，人该怎样与痛苦共处，又如何不在解释之中再次忽略那个已经失去的生命。